“美国遇挫之际, 我们为何反而更应重视邓小平‘斗而不破’的智慧?”

 导读：近期，中国展开了新一轮的密集外交。G20峰会、东盟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各国领导人访华……各项外交活动总体上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中美关系也有一定缓和，虽然这种缓和与美国政治周期有相当的关系，但总体是世界各国都希望看到的走向。但从根本上讲，中美之间注定要进入一种竞争的态势中，如何处理这种紧张关系，就成为了关键。著名国际政治学者郑永年对此强调：只要我们理性对待美国，中美之间可以“斗而不破”、“斗而不战”。

自特朗普时期美国发动贸易战以来，中美两国就开始呈现冲突的趋势，而这种不稳定的发展也被很多学者视作是“守成国”和“崛起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愈发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趋于激烈的中美冲突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应当正确认识到美国对中国紧张的真正原因，认识到美国最紧张的是双方的制度差异；也要正确认识到中美之前当前的优、劣势关系，美国主要的问题在于需要维持全球所有区域的绝对优势，而其自身内部问题也在不断扩大化。无论是科技领域还是制度领域，在培养人才、创造财富之后，如何留住人才、留住财富，是中国竞争的关键点，在对外关系上，坚持包容性的改革开放，目光放在重建国际秩序上，是正确的做法。

当前的国际社会，好的公共品不足，坏的公共品太多，中国和美国、世界其他国家，都有巨大的合作空间，也必须强化合作。要用理性的力量，不要被情绪所左右。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转载自“大湾区评论”公众号，仅代表作者观点。

中国如何避免与美国的“修昔底德陷阱”？

文｜郑永年

来源｜大湾区评论 

▲ 图源：Financial Times

美国的中期接近尘埃落定，接下来应如何看待中美关系这几年的发展？两国关系又将面临怎样的不确定性？这些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这次讲座围绕着“修昔底德陷阱”——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肯尼迪学院（Kennedy School）的创始人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来展开论述中美关系。修昔底德是古希腊的一位历史学家，他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命题：为什么雅典跟斯巴达两个国家会发生战争？他认为，斯巴达作为一个现存的邦国，雅典作为一个新兴的邦国，是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惧最终导致战争的不可避免。

艾利森和他的研究团队围绕着这样一个命题，统计了人类过去500年间发生的各种主要战争，发现新兴强国跟现存强国之间一共发生了16次冲突和权力转移，其中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4次没有发生战争。因此他得出结论，认为中美之间必有一战。

这个观点提出后，学术界争论很多。我个人认为他把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关系与当前的中美关系进行对比不太妥当，有些迂腐，这就相当于要回到春秋战国时代国家间的关系来分析当代的国际关系问题。

雅典和斯巴达是两个小国之间的战争，今天的中国跟美国是两个大国，而且是两个核大国。人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过两个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尽管如今的俄乌战争正在核战的边缘——乌克兰虽然没有核武器，但因为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俄罗斯跟北约之间的战争，两边实际上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拥有了核武器。俄罗斯如果真的像西方一些国家所说的会使用战略性核武器，那么战争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因为北约和美国很可能会有所反应。同样，中美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所以不能简单地把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关系应用到中美关系上。

然而我们也不能完全忽视这个命题，因为历史上战争确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了。没有人喜欢战争，但为什么战争还是发生呢？总书记也特别强调过我们要避免两个陷阱，对内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对外就是“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强调中美之间要处理好大国关系。刚刚过去的二十大，是在国际环境发生巨变的情况下召开的，但我们还是继续强调追求和平与发展。追求和平与发展表明我们要避免中美冲突，也就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回到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恐惧于中国，这种恐惧感是怎么来的？

 1   中美关系现状：美国的恐惧从何而来？

美国对中国的恐惧，有几大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美之间的GDP差距在缩小。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确实在缩小，去年（2021年）美国的GDP总量是23万亿美元，中国GDP总量是17.7万亿美元，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GDP的77%。对中国来说，这确实是了不起的进步。实际上，如果按照PPP就是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在2014年超过美国了。

▲ 2002年-2022年中国，美国和欧盟全球GDP占比变化趋势。图源：Statista

当然我们自己也要意识到，不要过分关注GDP总量，不要唯GDP总量论。GDP总量有实际上的意义，但不能高估，因为我们的人均GDP比美国的人均GDP还差得很远，美国的人均GDP去年已经接近了7万美元，我们的人均GDP去年只有1.2万美元。从发展的角度看，我80年代初上北大时，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300美元，现在到了12,000美元，是很明显的进步。但1820年的中国GDP占世界的1/3，当时的印度也占了差不多30%，而当时西欧七个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只占世界GDP的7%，但是到了1840年，我们在鸦片战争中就被英国打败，1860年再一次被打败。中国GDP总量比英国大得多，但被英国打败；而印度更糟糕，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全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所以GDP总量并不能决定一切。

第二，中国在区域军事上有相对优势。从军费来看，实际上中国的军费要远远少于美国，去年美国的军费是7,780亿美元，中国只有2,520亿美元，还不到美国的1/3。不过，并不是不到1/3就不重要了，因为中国跟美国的军费支出用途是非常不对称的，美国军费用于维持全球性霸权，而中国的只是用于区域性的国防。

美国现在非常担心的是中国海军，中国有355艘舰艇，而美国只有305艘舰艇。美国有60%的舰艇布置在我们印太地区，也就是说美国能用来对抗中国的舰艇只有180多艘。美国要维持一个全球性的霸主地位，那么他要在任何地方都以保持绝对的优势为目标，因此对于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感到不安。

第三，美国深刻的内部问题得不到解决，使得其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和基于其之上的意识形态不断衰弱。1990年代初苏联垮掉以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片乐观。弗兰西斯科·福山（Francis Fukuyama）写了一本《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他认为美式的自由民主政体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也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后的一种制度。但是没过几年西方世界本身就发生问题了。今天的西方已经全然没有了当时那样的信心了，主要是因为西方的民主一直在演变，演变得很难治理。美国的民主早期是精英民主；到后来是中产民主，二战以后美国中产阶级达到60%多甚至70%，中产是民主稳定的力量；现在的美国中产从1980年代以后一直萎缩，萎缩到不到50%，中产民主因此演变成民粹民主。

这种现象不止存在于美国，也在其他民主国家发生。社交媒体时代的民粹民主已经导致了很多没有从政经验的“政治局外人”的崛起，特朗普就是个典型人物，现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是。这些人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但很多确实没有从政的经验，导致本国内政外交上的问题频发。西方现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缺少一个有效政府。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一个有效政府，因为社会经济在变化在发展，必然会出现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一旦出现问题，就必须有一个有效政府来解决。但在民粹民主时代，西方的政党政治已经难以产生一个有效政府。

政党方面，英国传统上有个词叫“忠诚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但现在已经没有了忠诚的反对党，反对党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所以，福山说现在的反对党是在互相否决，是否决党。例如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是互相否决的，国会议会就成为一个吵架的地方，很难出现一个有效政府。在没有一个有效政府的情况下，就很难去解决很多的问题。美国内部出现了问题就想把注意力转移到外交上，但这样做不仅没有解决美国的内部问题，反而经常恶化内部问题。

第四，从外部看，西方式民主的推行也遇到了巨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两个层面。美国1945年以后到处推行民主自由制度，但实际上几十年来海外推行的民主就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名义上二战以后美国最成功推广的两个民主国家是德国和日本，但很多学者认为德国、日本即使美国不占领也会变成民主国家——因为日本早在二战以前就有民主运动在发生了，德国更不用说，本来就是西方的一部分。美国占领这两个国家加快了这两个国家的民主进程，使这两个国家尤其是日本更具有西方色彩。

最近几十年，美国推行民主就没有成功的例子。尤其是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失败，美国利用反恐机会推广其民主制度，但是没有一个成功。去年美军从阿富汗撤退完全改变了人们对美式民主的看法。

美国内部问题和推广民主上的失败更彰显了中国制度的崛起。实际上，美国并不怕中国的经济发展，他们最害怕的是中国这一套不同的制度体系的崛起。中国的制度体系被视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挑战。

 2   中美关系大趋势：美国推动世界两极化

从特朗普时期以来，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朗普时期发动了贸易战，他作为商人，主要还是着眼于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国家与国家之间如果能用美元或者说用货币能解决的问题，还有解决的可能性，但一旦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很多问题就很难解决了。中美两国关系近年来就是这样演进的。

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制定了对中国的四个“分化”战略：一是把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区分开来；二是把中国共产党跟他的领袖集团分开来；三是把汉族跟少数民族之间分开，少数民族主要是新疆、西藏；四是把大陆的华人跟海外和境外的华人分开来，把大陆华人特意称为“Communist Chinese”。

如果说特朗普是想多拿一点钱，那么拜登就更加注重意识形态之争。拜登执政以来，美国的策略就是要把世界两极化，即所谓“一个世界，两个中心”，就是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中心，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心——也有人说是以中国-俄罗斯为核心的中心；还有所谓“一个世界，两个市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市场，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市场。

美国的冷战派希望把中美关系引向过去美苏之间那样的关系，从意识形态上分割成两个阵营。具体表现在高科技的封杀，尤其表现在芯片上进行封杀。不过，这种封杀还是轻微的，严重的是现在美国开始转向系统脱钩。

为什么这么说？如果把近代以来的科技比作一座山，这座山便是人类文明几千年的积累，所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的四大发明都对这座山做出过贡献。但是近代以来，首先是西方欧洲国家把持这座山，后来是美国把持这座山。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和西方接轨，等于我们也上了这座山。“系统脱钩”是比“卡脖子”要严重很多的问题，“卡脖子”只是意味着美国不让中国在这座山上往上爬了，而“系统脱钩”是说他们要把我们从这座山上赶下来。事实上，美国的系统脱钩已经导致中美在很多领域都在不断较量。

因此，在高科技领域，我们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今天我们用的很多软件都是美国西方国家开发的，如果不让我们用了怎么办？比如去年美国禁止哈工大使用Matlab软件，就对我们的研究产生负面的影响。对工程师们来说，如果美国不让用画图纸的工具，我们短时间内很可能又要转向手工画图纸的年代。再比如，我们的手机一般有两个操作系统，但都是美国西方的发明创造。当然，我们可以说华为可以创造鸿蒙系统，但是鸿蒙系统如果不和西方的系统匹配或者不容许被匹配，恐怕只能是在中国国内用，不能走出去用。不管怎么说，系统脱钩比“卡脖子”对我们构成更大的挑战。

美国搞两极化的同时还是在搞联盟化。比如“芯片联盟”，想把韩国、日本、中国台湾拉在一起。美国还想搞所谓的“民主互联网联盟”。我们现在的互联网实际上是不向西方开放，因为我们有防火墙，之所以还叫互联网，是因为现在西方还是向我们开放的。如果美西方国家也来一个防火墙，可能大家就不能叫互联网了，而叫内联网（intranet）了。美国的一些机构在策划内联网，而且从技术上也不难做到。如果真的施行，双方的损失都会很惨重，这将会是一个中美较量的关键领域之一。

在亚洲，美国试图建立其“亚洲版北约”。从战略上，美国把重点从世界其他地方转移到印太地区。美国为什么要放弃阿富汗，为什么要放弃欧洲，转移到印太地区？就是为了针对中国。特朗普时期美国的《国家战略报告》还把中国跟俄罗斯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但是拜登上台后就把“对手是俄罗斯”的表述给拿掉了，认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和有意愿挑战美国的竞争者。今年新出炉的《国家战略报告》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把俄罗斯界定为最直接的眼前威胁，而中国是唯一有意愿、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挑战的竞争者。不管怎样，美国界定的主要敌人依旧是中国。此外，美国还在寻找一个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机会，要把亚洲版北约正式化，这种意愿尤其表现在台湾问题上。

当然，这里说的美国不是指美国整个政府，而是美国的很多的政治人物，有民主党也有共和党。因为中美经济差异在缩小、军力差异在缩小，他们认为美国一个国家没有独自针对中国的能力，如果说北约是对付俄罗斯的话，那么在亚洲也需要这样一个组织来对付中国、围堵中国。

美国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使得亚洲北约正式化。现在的“亚洲版北约”已经初具雏形，可以总结为“二三四五六plus” ，“二”就是美日、美韩、美澳这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双边盟友关系；“三”是AUKUS（奥库斯），就是美国、英国、澳洲形成的三边联盟；“四”就是美、日、澳、印四国安全对话（Quad）；“五”就是五眼联盟（Five Eyes）；“六”就是在印太四国基础上加上新加坡、越南等等。美国可以无限地扩张，变成“六plus”，一直可以加。

但是只要中美之间没有一个直接冲突，亚洲北约就很难形成。因为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都非常深厚，如果中美之间真的发生冲突，这些国家就不得不考虑选边站，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损失。中美之间一旦发生战争，就像这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一样，东盟就要像欧洲国家一样，连原来偏中立的国家都不得不考虑选边站了。因此，虽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一些政治人物一直在寻找制造冲突的机会，但美国并不会成功，甚至可以说失败的。

 3   美国战略转移的挫败

在应付中国方面，美国雄心勃勃。但我们对美国的评估不能根据其想做什么、说要做什么，而是要看其实际效果。实际上，几乎在所有的方面，美国的野心大打折扣，出现了很大的挫败感。

第一，在中东问题上，美国彻底放弃了阿富汗。现在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大幅度下降，这是有后果的。今天像欧佩克国家，尤其是以前很听美国的沙特，现在不听美国的了。最近沙特跟美国闹得很僵，沙特一些官员、学者表述得很清楚，美国离开后在中东就没有影响力了，为什么要还听美国的？石油又不是只有美国一个买家。类似的情况还有伊朗和以色列等问题。

第二，在欧洲问题上，美国也受重挫。欧洲以前是美国最稳固的盟友，以为美国战略转移到亚洲之后，欧洲会维持稳定的局面。但美国没有料到俄罗斯会发动这样一场战争。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美国的评估非常乐观，认为这场战争至少实现了两个“团结”：一是欧洲国家之间团结起来了，二是欧洲跟美国团结起来了。当然，还有一个团结是“被团结”，中国跟俄罗斯“被团结”在一起了。但现在看来这三个“团结”都没有成为现实。

欧洲国家之间越来越分化。英国已经脱离欧盟，脱欧之后领导层一直不稳，恶性的后果正在展现出来。俄乌战争导致欧洲能源危机，能源危机没有导向欧洲的团结，而是相反。目前的情况是，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依附是60%以上，欧洲国家普遍对俄罗斯的能源依附是40%以上，所以短期内能源供应上要脱离俄罗斯很难。如果有5年计划或者10年计划甚至更长，这种脱离还可能会有可行性，想要马上脱钩是不可能的，脱钩只是某些政治人物的一厢情愿。战争初期，美国和欧洲国家一起谴责中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但这种共同的谴责并没有维持下去，比如德国总理朔尔茨11月4日就来华正式访问。要想治理国家，政治人物，不管如何理想，都必须面对现实。

欧洲跟美国之间的团结也没实现。俄乌战争的大部分伤害是欧洲人在承担后果，不是美国在承担，所以现在欧洲对美国也有很多抱怨。在亚洲，日本和韩国基本上是跟着美国走了，但是现在美国大搞量化宽松，过度发行货币，对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负面影响非常大，所以他们现在也在抱怨美国。美欧之间的团结不存在，欧洲国家之间团结也不存在。俄乌战争结束之后，欧洲将会处于一个更加分裂的状态。比如德国利用这次战争机会把它的军费一下子提高到GDP的2%，试图成为一个正常的军事国家。在东亚，日本多年来推动宪法的修改，想把军费提高，也想成为正常军事国。中国、韩国、朝鲜等亚洲国家对此反弹很大。德国利用这次战争的机会想成为一个正常的军事国家让欧洲无从指责。但战争结束了以后，一个再军事化的德国对法国意味着什么？对其他国家意味着什么？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欧洲面临的问题实际上非常大，英国已经离开欧盟了，意大利民粹主义也崛起了。很多人认为冷战结束了以后，欧洲国家之间不会再发生战争了。亨廷顿写过一本题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书，认为未来战争将发生在穆斯林跟基督教或者中国跟基督教这些不同的文明之间。这种观点太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不牢靠。大家不要忘记，一战、二战都是发生在同一个文明下的。欧洲各国有同一个上帝、同一种文明、同一种文化，甚至差不多同样的政治制度都能发生分裂以至于战争。很多人还在幻想只要中国变成民主了，美国和中国就不会发生冲突了，这显然是错误的。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是亲西方的，俄罗斯的叶利钦也是亲西方的，甚至普京早期也是亲西方的，但最终国家利益战胜了意识形态，俄罗斯并没有被西方接纳，而俄罗斯本身也没有转型成为被西方所认可和认同的民主国家。

美国想把中国跟俄罗斯绑架在一起，但中国跟俄罗斯两国比较理性的处理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两国之间并不存在西方所认为的关系。

第三，美国“印太战略”更不尽人意。美国的印太战略也遇到了重大挫折。美国把重心从欧洲转移到印太，从中东转移到印太，就是要针对中国。但是印太战略中最关键的印度首先出现了问题。印度跟美国有共同的利益，因为中国跟印度有边界冲突，在这个角度上印度需要帮助美国。但是印度作为一个文明国家大国，不会完全听任美国的指使，印度也像中国一样追求在世界上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同时，印度是一个大国，美国很难消化。这次俄乌战争中，中国承受了差不多所有的国际压力，而印度则躲在背后，还公开采购俄罗斯的能源再卖给欧盟国家。西方国家对印度的态度上要比对中国的态度更好。

东盟也并没有那么配合美国。如果东盟不配合的话，美国的印太战略基本上很难成气候。当前中国和东盟的局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改革开放前我们跟东盟的关系很一般，当时我们向东南亚推行共产主义；直到邓小平先生访问新加坡之后，中国才停止对东盟国家的意识形态宣传。在1990年代，前总理朱镕基力推中国与东盟发展自由贸易区，所以中国这40多年和东盟国家的关系发展得都很好。

东盟在冷战期间跟美国发展出了很深厚的安全关系，像菲律宾和泰国是美国的盟友，马来西亚、印尼很多的军官都是美国培养出来。但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国家跟中国发展出了很深厚的经济关系。如果中美两个国家不发生冲突，他们两边的好处都能拿，既有安全又可以在中国赚钱。如果中美发生冲突，这些国家就不得不选择美国，因为他们的安全完全依靠美国，但这样的选择无疑会让其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东盟国家这个平台对中国来说很重要，如果美国迫使这些东盟国家选边站，而中国没有迫使东盟国家选边站，就能够取得东盟国家的信任。

▲ 东南亚意见领袖在中美选边站问题上的支持率。图源：Think Asia

在东盟国家中，印尼政府的立场很重要。今年的香格里拉大会上，印尼政府代表表示，要用亚洲的方式而不要用美国的方式跟中国相处。马哈蒂尔以前说得很好，中国跟马来西亚几千年来都是邻居，中国也没有征服马来西亚，中华民族还是比较爱好和平的；而西方接触马来西亚没过几年，就把马来西亚变成了殖民地。其实，近代亚洲很多侵略性的思想都是从西方来的。中国自己本身的文化里面找不到侵略思想的根源，也找不到侵略性的基因。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民族主义（nationalism），只有文化主义（cultrualism），这是一种深刻的理解。当然，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也强盛起来，但大都是对西方的反应，是反应性民族主义。

日韩也是美国的盟友，但只要中国处理得当，不会轻易完全靠向美国，因为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中国对日本、韩国来说也有巨大意义。

第四，中美关系变动导致国际秩序面临危机。因为中美关系不好，现在国际秩序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摇摇欲坠。危机的本质便是国际公共品危机。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我们有太少好的国际公共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但是有太多的坏的国际公共品(international public bads)。坏的公共品就像极端气候、核扩散、公共卫生危机、海洋危机等。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需要提供国际秩序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最大份额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学术界，吉尔平（Robert Gilpin）称此为“霸权稳定”。哈佛大学约瑟夫·奈（Joseph Nye）近年来提出的“金德尔伯格陷阱”（The Kindleberger Trap）也是这个意思，认为国际秩序的维持和稳定需要足够的国际公共产品，一旦国际公共产品不足或缺失，国际秩序就遇到大麻烦了。那么国际公共品谁来提供？大国要多提供，小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所以小国在国际公共品面前只能选择搭便车（Free rider）。

中美两国如果不合作，好的公共品肯定是不够的，坏的公共品肯定会越来越多。好的公共品比如说联合国体系，中美两个国家不合作的话，联合国体系就会瘫痪。WTO也是一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是一样。任何一个国际体系里面，中美两国如果不合作就什么都搞不成。所以说中美关系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而是国际秩序的两根柱子，哪一根都不能倒，都要互相配合。

在碳排放总量上，中国现在第一，美国第二，两个国家加起来就占了世界上50%左右的碳排放。如果这两个国家不合作的话，很多岛国就将面临危机。现在的太平洋岛国就面临着被大洋淹没的危机。像特朗普那样认为气候危机是阴谋论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各种形式的气候危机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而应对这些危机则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

第五，美国内政的持续恶化。美国内政已经出现了太多的问题，且在继续恶化。围绕着通胀问题，并且中期选举临近，美国社会出现持续的大分裂状态。美国二战以后的1945年到1970年代初，其中产阶级很非常庞大，达到70%左右，尽管当时的共和党右一点，民主党左一点，但是两个政党都要照顾到这70%的中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两个政党不会走极端路线，做极端的事情。

80年代以后到现在，美国的中产阶级萎缩至不到50%，导致美国社会非常分裂。就拿投票率高低的问题来说，民主国家投票率低好还是高好？我们经常批评民主国家投票率太低，连50%不到，是少数人的民主，是假民主。那么投票率是20%好，还是投票率100%好？这是个既简单又深刻的问题。经验地看，民主国家投票率有个20%-30%就够了。六十年代西方民主出现危机，即过度政治参与危机。美国、欧洲、日本成立一个三方委员会，著名的亨廷顿教授也在里面，他们写了一本《民主的危机》（The Crisis of Democracy）的书。当时投票率还不到50-60%，大家就已经察觉有危机了。现在美国的投票率多少？已经达到了80-90%。这看似是好民主，但实际上不是好民主。

道理很简单，投票率低为什么好？可以用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逻辑来解释。投票是有成本的，假设我们这屋里大家都是中产阶层，我们的政治意向差不多，如果校长和副校长去投票了，那我们就不用去投票了，因为我们大家信任他们。如果这样，投票率就低。大家互相信任的话，社会投票率就低。只有互相不信任的社会里，投票率才最高。美国现在的问题就是人们互相不信任，大家只相信自己手中的选票。大家看美国各党派的基础选民所占百分比，过去共和党大概占30%，民主党大概占30%，但中间意向不确定的选民大概占40%。这样的占比会非常稳定，因为共和民主两党都不能走极端，都要争取这40%选民的支持。现在美国投票率过高，中间选民几乎消失了，要么支持共和党，要么就是民主党，整个国家就会非常分化。

我们的邻居泰国也是这样。比如像他信这种代表农民的政治家不被城市中产所承认。所以就有人说，农民选出来的首相，城市居民不承认；城市居民选出来的首相，农村居民也不承认。今天的台湾地区也如此。因此政治问题里有很多“定论”要重新检讨，我们以前学的很多知识都是错误，要从实际出发重新认识。

拜登本来已经是一个非常弱的总统，中期选举之后可能变得更弱。如果两年以后特朗普又回来了，那怎么办呢？特朗普已经说了，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还得回来。这几天他已经表达了这样的意愿。每一个政治人物都会说自己是为了某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会说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这就是美国的政治态势。

 4   中美关系展望：中国应对的方法是“斗而不破”和“斗而不战”

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前景会怎么样？邓小平时代，中美关系叫“斗而不破”。我们“斗”但是不“破”，这是容易理解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加入了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和美国相处，我们在一个体系里面“斗”但是不“破”，即使斗争，我们也不会离开这个体系。我们希望中美关系以后在“斗而不破”的基础之上，“斗而不战”。“斗”可以，也不可避免，但不要“战”。只要我们理性地去对待中美关系，其实不难做到。

第一，吸取“闭关锁国”的教训。首先我们不是苏联。美国和苏联本来就没有什么具有实质性的关联，因此二战一结束两个国家就变成两个阵营。中国是在加入这个世界体系里面成长起来的，因此脱离不了这个体系，也不想脱离这个体系。我们不会像苏联那样搞两个体系，或者另起炉灶。我觉得，即使美国要把我们从这座山上赶下来，我们也应该告诉美国人，这座山只是你临时地把持着，但这座山不是你的，我们在这也有贡献。所以，近年来，我们一直在主张深度开放，甚至是“单边开放”，即使美国和欧洲不向我们开放，我们也要向他们开放。

美国不是一体的，是由众多利益集团组成的联合体。冷战派和反华派跟华尔街的利益诉求完全不一样。中国有4亿中产，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哪个资本会放下如此大的单一市场呢？德国总理朔尔茨为什么要访华？他刚上台时表现出也一定要跟中国搞脱钩的姿态，但一旦如果他看看他们在中国市场上的奔驰和宝马，就不会提倡脱钩了。如果中国老百姓不消费，德国车企就没有竞争能力。开放对谁都有好处。

华尔街对中国施加压力，是要中国搞“真开放”，华尔街并不想孤立中国。最近德国驻中国的商会、美国驻中国商会，美国驻香港的商会都有表示他们的企业并不想走。我们自己一定清醒，总书记强调的是“新型举国体制”，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而是在开放状态下的创新。经验地看，关起门来的创新很难实现可持续。

历史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教训，不要忘记唐宋时期中国的科技多么发达，明清时期封闭以后，西方却是最终怎么样打败我们的？英国思想家培根说的中国三大发明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是如何开启了近代世界历史的。指南针跟火药的结合，造就了英国强大的海军。虽然火药是中国人发现的，但传到欧洲以后就成为了火药学，而在中国，火药一直停留在应用上。有人开玩笑，在封闭状态下把当时的高科技娱乐化，我们把火药用在放鞭炮；指南针用在看风水。有一本很厚的书，叫《火药时代》（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作者是美国历史学家 Tonio Andrade，写得非常好，他解释了为什么火药的出现使得欧洲崛起，为什么发现了火药的中国会在鸦片战争中被打败？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

还有一个是苏联的教训，苏联早期有近代以来最强大的举国体制，早期的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它是封闭状态下，关起门来自己创新。它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关起门来到后来没有了思想创新，没有了思想市场，这意味着创新的思想源泉就没有了；二是没有市场，苏联造的一些军火，只是卖给华约国家，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越南买一点、印度买一点，但市场太小。创新需要大量的投入，需要从市场中获得回报。没有思想市场，没有商品市场，苏联的发展就变得不可持续。所以苏联不是被美国打败的，而是被自己打败的。

第二，要重视人才，面向全世界引进人才。美国在所有方面都讲对等开放，但是人才方面永远是单边开放的。美国是移民国家，一战、二战前后有多少的欧洲科学家到了美国。冷战期间美国跟苏联斗争，用的是全世界的人才，包括苏联、东欧跑去美国的人才来跟苏联斗争，最终打败了苏联。今天我们面临更严峻的任务，美国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我们中国移民美国的人才跟中国竞争。除非我们有能力和美国竞争世界人才，否则很难应付美国。

我们要留住人才，正如我们要留住财富一样。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可以创造财富，但是我们留不住财富；我们可以培养人才，但是我们留不住人才。一个国家的财富和人才具有最大的流动性，是可以到处走的。但另外有两样东西不可能走：一是贫困，二是权力。没有财富跟人才而只有贫困和权力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所以要开放，尤其是对人才开放。

第三，在重建国际秩序中，中美加强合作、良性竞争、避免战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倡与对华该合作的地方就合作、该竞争的地方就竞争、该对抗的地方就对抗。但我们要往好的方面引导，我们要加强合作，提倡良性竞争，同时还要避免战争。

我们要避免进入修昔底德陷阱。在合作方面，如气候、核不扩散、公共卫生、海洋危机等方面都可以合作。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中美之间的合作。如前面所说，中美在气候方面如果不合作的话就会是大灾难。而且这个灾难已经临近，并且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

良性竞争也包括制度竞争和科技竞争。我们无惧于制度竞争，中美有各自权利发展自己的制度。技术竞争上，美国要封杀我们，我们只能竞争，不能回避竞争。我们在科研上大量的投入，假以时日，终会带来成果。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很好的国际公共品。对美国在这方面的竞争无需要感到害怕。去年的美欧双峰会上，提出要用1万多亿投资在基础设施上跟中国竞争，今年的双峰会只剩下6千亿了，我们无惧在基础设施上与美欧竞争，可以更大方一点。只要能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事情就没有什么不好，都可以表示欢迎。中国做一点，美国也做一点，日本也做一点，其他国家的经济就发展起来了。因此我们要欢迎竞争，不要总是美国搞竞争我们就害怕，就认为美国在围堵中国，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

避免战争就是要“斗而不战”。这几年中国在处理南海的模式是不错的，中美在南海的冲突管控非常好，多年来也没有大的冲突发生。你来了我躲避一下，我来了你躲避一下。在南海问题上，只要两边的军方保持理性和克制，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冷战时期的美苏之间也没有发生正式的冲突，都是代理人战争。中美关系中最麻烦的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上，佩洛西窜台激起了国民的愤怒。但应当肯定的是，我们的官方还是非常理性的。如果我们顺从民粹主义的意见，早就发生战争了。美国以“切香肠”的方式推动台湾独立的话，我们也要以“切香肠”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把台湾拿下。我们还要意识到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台独分子还是少数。随着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中国越来越有可能和平地解决台湾问题，而不是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我们要改变对美国的看法，我们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不是要打败美国。如果从要打败美国这个角度来解决问题，那么所有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美国打不败中国，中国也打不败美国。美国如果失败了，那是自己打败自己；中国如果失败了，也是自己打败自己，就像苏联是自己打败自己一样。

我们的目标不是打败美国，而是要重建国际秩序。从重建国际秩序这个角度来说，中美有太多合作的地方。美国有强硬派，但我们不要被美国的强硬派拖着鼻子走。我们学者还是要有一份责任的。日本发动的二战有它的必然性吗？没有！就是军方的强硬派挟持了整个政权。历史没有必然性的，历史很偶然的。

又比如说开放是必然的吗？也是没有必然的。前段时间有人发文说“闭关锁国”也是好的，因为“闭关锁国”拖延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进程。我不这样认为。明朝闭关锁国的时候，中国的郑和的船队很强。美国学者说当时郑和的船队相当于美国军队现在的航母群。同时，明朝年间，我们的民间商人力量也很强。当时所谓的“倭寇”指的是日本人，但是主体还是福建浙江的海商，倭寇的领导人还是福建人。当时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没有闭关锁国的话，就没有“西方帝国主义”一说了。当时的葡萄牙、西班牙等还很弱小，他们的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初只是一群海盗。明朝的郑和船队代表的是国家的力量，海盗如倭寇代表是民间的力量，我们封闭起来之后就都没有朝着海洋发展了。

第四，坚持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中国现在要做的就是具有包容性的多边主义，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中美都在搞多边主义，但美国搞的多边主义是针对第三国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团团伙伙”，这些多边主义是不好的多边主义。正如前面所说的，美国式的“多边主义”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挫败倒是非常明显。中国做的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但在学术用“真正”这个词来形容不是很规范，中国多边主义应当界定为开放的、包容的、不针对第三个国家而是针对这些成员国共同面临问题的多边主义。这种多边主义我们要坚持下去。

未来世界秩序可以用中国传统的概念“和谐”一词来理解。要承认这个世界是“和而不同”的，和平与秩序是建立在“不同”之上的。这并不难理解，尽管大家都不同，但大家都在同一个地球上生存，全球化时代的地球是越来越小，人类命运休戚与共。

我对中美关系还是比较乐观的，只要我们应用理性的力量，不要被情绪所左右。尤其是我们学者需要警惕。情绪很简单，谁都有情绪，但是大家表达情绪后一定要冷静。当理性战胜情绪之时，和平就有了希望。

*文章转自“大湾区评论”。

作者：郑永年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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